“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

比如从法律多元的理论并不能直接推出国家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震慑力和权威性这样的观点，而利用本土资源推进法治的建议也和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典型现代化话语在立场上无法区分开来。

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超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促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

在社会发展意义上，把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确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要目标，从而明确了法律体系构建的广泛而综合的社会目的。在中国，有权立法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的范围，具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与此不同，在与法典编纂概念相关的方面，中国的法律体系构建活动则做了一个很大的加法。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无论是法律体系的静态构成，还是法律体系的动态运作，实际上都离不开这些具有具有不同法律规范属性的法律材料。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在局部和个别的意义上，都将回应转型社会的发展要求，针对社会生活关系不断生成、定型和变化的状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大陆法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中，立法机关及其制定法也处于法律体系构建的中心地位，政府行政部门则在广泛的行政管理领域承担了细化立法机关制定法、制定更具体的法律规则的任务，这些与中国的情况大致无二。部委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不仅报国务院备案，还要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市的规章同时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府备案。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明确指出并承认，通过发现和占领而取得领土的权力，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权力，签署国际条约而不在宪法层面予以批准，这些权力都不是宪法条款所确认的权力，而是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可分离的权力。

它指的不是常规宪制条件下的政府换届，权力的程序性交接。只是孟德斯鸠仅看出了罗马帝国的困窘，却没有———甚或没必要———给出答案。这一军权的宪制配置没有，也不可能，避免75年后美国的南北内战，但这一军权配置从宪制上避免了各州用各自的常备军来打内战这一最坏后果。[45]关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对中原王朝的影响，顾祖禹引前人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

即便近代英德法意在经济、政治甚或军事都成了欧洲大国甚至世界大国，就地域和人口来说，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庄绰：《鸡肋编》，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

[61]OliverWendellHolmes，Jr．，TheUseofLawSchool，inTheEssentialHolmes：SelectionsfromtheLetters，Spee-ches，JudicialOpinions，andOtherWritingsofOliverWendellHolmes，Jr．，ed．byRichardA．Posner，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1992，p．225。参见黄宏旭编：《希腊罗马名人录》，陆永庭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3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例如：如何在财政上维系这支军队？历史中国尝试了多种有关常备军的制度，称之为兵制。

在某些偏远地区，也会出现土匪等地方治安问题。[34]参见前注[15]，苏力文。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需要有一个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和政府，不仅为解决村落之间和区域之间可能的冲突，因为治理黄河，更因为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例如，有位终身研究美国的学者就宣称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中方立场是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如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的地方甚至有20重城墙。

周亚夫的军事能力和人格品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个人最终的悲剧。[4] 军事有关立国，有关建国和开国。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游牧的生产方式还决定了游牧民没有多少盆盆罐罐，无需固守土地，马匹给予他们更大的流动性。罗马的历史可以当做一个绝好的例证，它说明，要建立一个大帝国，只能以依靠军事力量的个人独裁为基础，并以有效的官僚机构来维持和平与秩序，除此以外要在任何其他基础上建立这个帝国，是何等的困难。到公元前53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就一直也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

前注①，杨伯峻书（成公四年）、（定公十年），第816、1578页。西晋统一后不久又发生八王之乱，持续了10余年，中原王朝极度孱弱，政治统治名存实亡，既无力依靠长城抗击和隔离游牧民族南侵，更谈不上以稳定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为后盾促使南迁的胡人实现民族融合。

先定后审，结论其实早就有了，联邦党人当然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汉密尔顿用来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据和理由：军队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们放心的人掌控。这些问题并非源自推论，在中国历史上，凸显这些问题的例子甚至悲剧实在太多了。

下一节，我以长城为一个典型范例，具体讨论中国北方的军事防卫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意义，而有关羁縻，有关边陲地区军事行政管理和政治整合，我在其他论文中有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40] 因此，要从宪制层面看长城，关注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把边陲安全更多寄托于个别杰出将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65]即便军事在欧州各国的宪制话语层面淡出了，这个幽灵照样以各种实践的形式在欧洲徘徊。[26]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章。

三、治国与平天下 对军事的宪制规训和整合只是手段，在历史中国，规训军事的根本目的是，在文治的架构中，更具方向性地也更有效地运用军事来保证国家安全，实现政治治理。不仅如此，尽管从未公开宣布，它还是以很特别的方式，让世界各国确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这是军事对宪制的另一种更精细的塑造。该文件以单独一章，仅一条，规定了以色列国临时政府有权建立陆海空三军，军队有权为保卫国家采取一切合法和必要的行动。

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3）是否避免了农耕文明为游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控制和影响的疆域。

府兵由家庭财产较多的农家子弟组成，由专门机构管理，平时在家耕作劳动，农闲接受军训，或是定期赴军营轮流服役一段时间，士兵自备兵器、粮食、日用品，遇有战事，奉命出征，战后则返回原来所属的地区。这涉及的是新王朝如何完成从武功到文治的转换：打天下的先例必须到此戛然而止，然后开始一个循法而治的文治/法治传统。如果仅看王朝的更迭和中原的战乱，确实可以感慨：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长城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北方民族南下的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

经此，一国的军事武装集团，作为该国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通常也是该国的一批政治社会精英，得以常规地纳入了该国的实在宪制（effectiveconstitution）。并非什么中国文化早熟，[22]或中国人好战，最主要是农耕大国的国家统一、政治社会稳定需要一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能有效完成相关的军事、政治以及其他任务的军队。

这个军事组织在维系欧洲和平上有相当的外在性，受其影响的并不只是加入北约的国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无论是否参加了北约，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了。五、追问被遗忘的军事———也算结语 本文集中讨论了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的意义。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或最终被马其顿征服，并不表明雅典的民主毫无意义。例如，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及其构成固然有政治力的塑造，但无论怎么看，也显然有甚至主要是军事力量的积极塑造，特别是捍卫。